本刊记者 熊培云

　　1968年5月，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吞噬法国。它不仅在极短时间内席卷法国的各所大学，而且迅速扩大到工人阶级，引发了全国性大罢工，并最终导致国会改选、总理下台。

　　一群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起来反抗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这是人们关于“五月革命”的粗略印象。至于这场“革命”有何意义，那个5月到底发生了什么，40年来，即使是当年亲历其中的“六八分子”，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针对这场“革命”的批评与记忆，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断裂。

　　一场丰衣足食的反叛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法国，正处于战后重建的“光辉30年(1945~1975)”的中途。50年代欧洲经济共同体削减关税，扩大市场，令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出口国，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期。然而，在“经济繁荣、政治安定”的表象之下，法国面临着一场“物质上升，信仰下降”的危机，仿佛社会在懵懵懂懂的富裕中丢失了理想。与此同时，马尔罗、加缪、萨特、福柯等人的思想，戈达尔的电影叙事等等焕发出张力，一切有关人的意义的询问也为这场社会运动打下了“造反”的底色。

　　简而言之，1945年戛然而止的灾难与现在的丰衣足食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有关人类命运的伟大叙事渐渐让位于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时，这一代法国人对眼前的庸碌生活表现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不安。关于这一点，在“五月革命”即将发生前的一个月，戴高乐甚至也在不同场合这样吐露心声：“如今再没有什么事要对付了，也再没有什么英雄业绩可创造了，我反倒觉得没劲。”“不创造，毋宁死”，安于锦衣玉食、随大流显然不是法国人的性格。

　　处于一片安定繁荣之中的60年代，来自各阶层的孩子越来越被中学会考和上大学所吸引，加上战后法国人口快速增长，大学生人数从1958年的20万增加到1968年的50万。然而，大学教育却对生源膨胀装聋作哑，不思改革，以至于在这一群出生于1944年到1950年之间、从未经历过饥饿与贫困、未体验过“战斗到一无所有”的大学生眼里，大学变成了“只谈存在，不谈意义”的社会结构，一个“无用知识的自动发送机”和“毕业文凭制造厂”。

　　面对如此危情，早在1964年，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就在《精神》杂志上发出警告：“如果国家不采取适当办法解决大学的发展问题，将会招来酿成全国性灾难的学校大爆炸。”而事实上学生们的确正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社会运动与街头戏剧

　　1968年5月，学潮从南泰尔蔓延到索邦，愤怒的学生占领巴黎大学，导致警察干预，继而形成一种“反抗—镇压—反抗”式的循环升级。应该承认，对于这一事件，起初政府表现得有些过于自信，以至于人们讥讽它在风暴来临时更像是一个“聋哑政权”。它墨守成规，支支吾吾，既想平息事态又不想向“街头压力”让步，甚至异想天开通过抓捕几个捣乱分子实现对学生的分而治之。直到5月中旬，运动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危机，总罢工扩大到所有部门，到5月24日，法国已经陷入瘫痪状态。戴高乐的讲话变成了国民的耳边风，这下轮到反抗者装聋作哑了，一切理性的声音都被淹没在运动的节庆声中。

　　年轻人沉浸在“同仇敌忾”织起的团结、友爱中，在幻象之网里一起冲锋陷阵。面对牛气冲天的街头运动，许多起先彷徨的人也加入其中。1968年5月，许多法国年轻人相信，如果不去大街上走走，不去拉丁区的巷道里撬起几块铺路石，人生可能会因此黯淡无光——法国人不怕错过赚钱的机会，怕的是错过一个改天换地的时代。

　　“同学们，向前跑吧，旧世界就会被抛在脑后。”至于跑到哪去呢，人们并不清楚。四通八达的大街，被街垒分割成一个个舞台，也像是一架架巨大的跑步机。显然，在这里真正上演的更像是一场场革命的戏剧，它让每个人有机会相信自己会走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