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南涝北旱”

　　谨慎接受外来援助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中国政府对于国际援助的态度，也因此开始朝着更加理性、务实的方向转变。

　　1980年夏季，中国北方地区出现3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旱情，近2亿亩农田因缺水几乎绝产。同时，长江流域则因连续暴雨正浸于洪水之中。受到旱涝齐袭的中国急需救援。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政府首次决定向国际援助敞开大门。当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了外交部与民政部联合上报的《关于接受联合国救灾署援助的请示》，并指出，可以适当争取联合国救灾署的援助。

　　事实上，对于以什么样的态度、接受何种程度的国际援助，当时中国政府仍是偏向谨慎的。尽管中国已表示了接受国际援助的意愿，但却并没有更具体地提出进一步援助要求。比如，在向联合国报告灾情时，中方只说明河北省因旱灾需要援助，而对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等地同样严重的旱情却没有进一步说明。

　　在受援渠道方面，中国的决定也有很多谨慎——要求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援助物资必须经由联合国救灾署发放给中国。在外界舆论看来，在此时中国的思想中，自力更生作为一项“原则”，仍然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

　　然而，从拒绝到有限接受援助，中国毕竟还是向前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由于联合国救灾署的努力，国际社会在中国1980年旱涝灾害中，共提供了价值超过2000万美元的赈灾物资，这便是中国首次接受的国际援助。借此，中国也向世界发出明确的信息——中国已决心开始接受灾害中的国际援助。

　　大兴安岭火灾

　　主动请求国际援助

　　从1981年底到1987年，中国接受救灾外援的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联合国救灾署多次表示愿意同中国交流灾害和救灾工作情报。每遇较大灾害，一些友好国家也通过中国驻外使馆询问灾情和了解中国对接受救灾援助的意向。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国际援助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导致5万多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5亿元人民币。面对灾情，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中国政府成立工作小组，统一领导接受捐赠工作。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这次灾难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5月29日的《人民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捐助500套防火服和油锯等物资、美国驻华使馆代表美国政府还捐赠了 2.5万美元的救灾款；法国政府捐赠了治疗火伤特效针剂6万支；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一个援助额为30万美元的紧急技术合作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捐助8.5万美元；联邦德国政府将向我捐助价值50万西德马克的400台油锯和15 00件烧伤软膏……最终，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了大量救灾资金、器材、药品和食品，为中国的抗灾赈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8年，国务院出台新政策，明确规定如遇重大灾情时，可以主动接受各方面友好国家、地区、组织及个人的捐赠。

　　1991年华东水灾

　　呼吁大规模国际援助

　　1991年，中国华东地区发生特大水灾。这一次，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直接呼吁国际社会加以救助。当年六七月间，各国驻华使馆从中国媒体上看到了水灾情况，纷纷打电话到外交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于是，外交部将及时呼吁国际援助的建议转到民政部。

　　7月初，民政部综合意见后，将报告送到国务院。中国政府随即果断作出了向国际社会呼吁紧急救灾援助的决策。7 月11日，“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首都大酒店会议厅召开，当时的民政部副部长陈虹向中外记者介绍灾情，并代表中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救灾援助。

　　陈虹的呼吁很快得到了响应。联合国先后收到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