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想史上，在儒家、道家的经典著作中，早有和谐思想的萌芽。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孟子宣扬“天人合一”，老子奉行“和光同尘”；《左传.襄》中写道“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到“程朱理学”年代又把“和为贵”推崇到了极致。由此可见，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追求政治和谐、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国与国要和衷共济，邻与邻要和睦相处；待人接物要和蔼可亲，化解矛盾要和平谈判；还有和言悦色、和风细雨、和气、和善、和顺、和婉、和易、和悦，和议、和会、和约、和解，好一个“和”字，不仅体现了和谐的思想精髓，也成了人们几千年来的传统道德规范。

    人们向往和谐、追求和谐。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在现代人眼里是低层次的、落后的，但一篇《桃花源记》流传千古、长诵不衰，为什么，除了它的文笔优美外，还不是因为历朝历代的人都羡慕那既稳定又“怡然自乐”的和谐环境吗？建国初期人们的日子并不像现在富有，但上了点岁数的人又为什么对文革前的十几年津津乐道？不就是留恋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团结友善、安定祥和的稳定局面吗？

    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人、饱尝了“十年浩劫”辛酸的人，更觉得和谐弥足珍贵。在那是非颠倒、不堪回首的混沌岁月里，人们不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还“其乐无穷”。七斗八斗，社会停滞乃至倒退，经济几乎瘫痪，人人戒备、个个自危，同事成仇、夫妻反目，整个社会从上至下充满火药味，哪里还谈得上和谐。痛定思痛，它所带来的后遗症几十年乃至几代人都难以消除。好在“斗争哲学”的年代已经过去，“和谐哲学”的年代已经开始。党中央顺民心、合民意，早在十六大就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前不久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对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决定，这确实让人感到欣慰。

    然而，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它将伴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即使到了二零二零年，我们完成了《决定》中规定的目标任务，也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和谐社会。大家都知道，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最基本的系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如果说“小康社会”更偏重物质、更多地体现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话,那么“和谐社会”则更偏重精神、更多地体现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正如一鸟两翼，二者不可偏废，因此也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特别是当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即小康社会由初级向高级过渡的时期，经济学家们称之为矛盾的凸现期，化解矛盾、构建和谐更显得尤其重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既是目标又是任务，这就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从上至下，从我做起，共同努力，首先构筑起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中国社会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由个人及家庭，由家庭及单位及学校及社区及阶层及地区及民族乃至全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此，何愁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体系不能形成，何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能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