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私下里、在公共场合，与熟人、与陌生人，当我们遭遇“粗口”时都多见而不怪了。也许是缘于说的人多了，耳朵也磨起了茧，犯不上与之较劲，干脆也就那么着了。于是，大众化的习惯即成自然，愈演愈烈，“烈”到公众认可的程度。举一例：
　　
    众人会餐，只差一人。这人千呼万唤始出来，好友嗔道：“你他妈的，怎么才来呀！”宴席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也不乏文明人，但无一人惊诧，甚至被骂“他妈的”的那人也笑脸相迎，乐呵呵地承受了这次极不文雅的“骂”。从这种普遍性的现象分析，此话所具有的感情色彩等同于“老朋友，你再不来我就想死你了。”
　　
    由此看来，“粗口”并不一定就是“骂”，如果硬说是“骂”的话，那这种“骂”也不再具有恶毒的攻击性，仅仅是表达了一种情绪而已。《亮剑》中“李云龙”尽管骂声不断，但人们还是认为这个人物的形象很可爱。当然，任何事情都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粗口”在很多情况下依然起着最初的语言交流作用，那就是通过它向另一方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愤怒和不满，以发泄胸中的不快。特别是个人利益、名誉受损，或是对某些事物看不惯，但又无能为力，爆“粗口”就显得顺理成章，尽管“粗口”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会有更糟的后果，但人们也顾不得什么利益不利益、名誉不名誉的了，心里只是在想：啐“狗”的才痛快。
　　
    可见，时下的“粗口”现象对于很多人来说，接受与不接受，并不在于话语本身，而在于所处的情境。鲁迅先生曾在《论“他妈的”》一文中细致地讲了“他妈的”产生的历史原因： “下等人”看穿了“上等人”的“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于是反抗曰：“他妈的！”
　　
    如今的社会不再有对立的阶级，不再有“下等人”和“上等人”之分，然而一种语言现象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和固定性，从鲁迅的时代到今天我们倡导和谐文明的新时期，不仅仅有“他妈的”，还有新生的极具地域特点的“粗口”，如“灰个泡”等，甚至还有全国性的堂而皇之的“粗口”广告、“粗口”音乐、“粗口”写作。
　　
    语言和情境的关系密不可分，那么在群体性的“粗口”情境下，人们就该继续着这些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和“地区骂”了？显然不是——一个追求文明的国度以及一个追求文明的城市都不应让卑劣的语言愈演愈烈，即使“他妈的”之类的“粗口”经过众口铄之后醇化为“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也与文明搭不上边，所以还是引导群体讲文明用语为好。  

（刘桂梅）